梁捷 | 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另一半
Claudia Gol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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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9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颁发给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教授，表彰她“推动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戈尔丁也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前两位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迪弗洛（Esther Duflo），分别在2009年和2019年获得诺奖。不过戈尔丁是首位单独获得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可见她的工作之重要。
戈尔丁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最终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她曾于2013至2014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并当选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戈尔丁的研究涉及劳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对历史和当下同等关注，且擅长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探讨当下问题的根源。戈尔丁著作极多，其中《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2021）已有中译，另一经典著作，与卡茨（Lawrence F.Katz）合作的《教育和技术的赛跑》，近期也已重译出版。
戈尔丁最出名的一些研究都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问题有关。比如她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Effect of ‘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中，巧妙地利用自然实验方法来检验交响乐团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揭示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现象。
过去，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在招聘时是从申请者中筛选一些优秀的音乐家直接面试。乐团便总是更倾向于录用男性音乐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交响乐团在招聘过程中开始采用“盲演”形式，即只通过屏幕向评委展示演奏者的音乐，中间隔一块幕布，隐瞒演奏者身份。评委既然无法了解演奏者性别，只能根据演奏者的技艺水平来评价。
戈尔丁对招聘方式改革前后的花名册和试音唱片进行了测算。她发现，“盲演”使得女性音乐家进入下一轮选拔的可能性增加50%，进入终选环节的可能性也增加数倍。所以1970年代以后，交响乐团新雇佣音乐家中的女性比例显著提高，“盲演”正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盲演”形式有助于女性音乐家进入交响乐团。其他行业如果采用类似的面试手段，也会显著减少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的通过率。
戈尔丁的另一项著名研究是2002年发表的“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主题与避孕药有关。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都在18至21岁间，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也正处于大学阶段。戈尔丁对比了1970和1980年代的女性调查数据，发现在1970年，大学新生中只有10%的女性，而这些女性中又有一半会在23岁前结婚，即刚毕业就结婚，退出劳动力市场。到了1980年，新生中女性比例已经提高到35%，在23岁前结婚的比例则下降到不足30%，也就是大多数人毕业后不会急着结婚，而是进入工作状态。
戈尔丁认为，这种变化与避孕药的可获得性快速提升有关。1970年代后避孕药迅速普及，由此极大地降低了女性意外怀孕的可能性，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女性不再担心意外怀孕，从而就敢于读大学，敢于找工作，敢于为自己的长期发展而投资人力资本。最终结果是受教育女性比例显著提高，也有更多女大学生在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全面促进了女性就业。后来《经济学人》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要超过相对论和核反应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革。
戈尔丁也是个历史学家，一直关注长时段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她曾研究近七十年美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发现在这些年里，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7倍。而不同世代的女性对于工作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代已婚同时就业的女性，一般都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强认同感，不同于以前世代的女性。
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构成一个U型曲线。一百多年前，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很高，但这不是什么好事。直到现在，世界上一些特别贫困的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很高。因为基础设施差，生产力也低下，女性必须下地干活，一同维持全家的生计。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女性开始回归家庭，变成家庭主妇。拥有很高比例家庭主妇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不算太糟糕。随着女性回归家庭，女性劳动参与率自然会下降，但受过教育的女性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会希望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
1940年代可能是美国女性重返职场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时期，人手紧缺，很多女性离开家庭、投入工作。二战结束后，女性纷纷回归家庭，但仍有一些在继续工作。据1950年代的统计数据，当时正在工作的已婚女性中，有一半早在1940年代就已工作。二战经历启发了很多女性，使她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工作，这对后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具有重大影响。
不过到了今天，戈尔丁也承认，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能不再是一个有效反映女性就业问题的指标。因为今天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形式有了变化。今天的高薪岗位普遍有这样的特点：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同时还要求雇员长时间待命，随时应对突来的要求。戈尔丁把这种工作性质称作“贪婪工作”。贪婪工作必定要挤占家庭时间，很多女性为了保护家庭，选择放弃贪婪工作。
除性别研究外，戈尔丁也逐渐把研究转向贫富差距拉大等更广阔、更一般化的劳动经济学命题。她发现，在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差距都在缩小。可自197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差距重新开始拉大。到了本世纪之初，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回到1900年代的水平。美国收入不平等水平在过去一个世纪也构成了U型。
戈尔丁尝试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她发现技术变革与教育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最终可能决定了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差距的走势。一方面，技术进步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提升他们的工资溢价。如电脑发明以后，就需要一批擅长使用电脑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会明显高于不懂电脑的劳动者。电脑发展速度越快，工资溢价也就越高。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供给侧，教育会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假如这个社会需要大量精通电脑的劳动者，很多大学都会想方设法开设电脑类专业，相关的业余培训也会遍地开花。大家都为了高工资而努力学习电脑，工资溢价不断降低，最终趋近于零。到了那时候，大家发现学了电脑也并不比学其他专业好找工作，工资溢价就消失了。
所以，技术进步与教育进步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比较、不停赛跑的关系。技术进步跑得快，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就提高得快；而教育快速进步，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就会被拉下来。两者之间谁能相对领先，谁就能决定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教育跑得更快。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受教育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长，使得美国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期美国的技术虽有进步，但进步速度比不上教育增长。这就使得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不断提高，而收入不平等差距不断减小，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但是这种局面在上世纪末发生了逆转。美国的科技在上世纪末取得了巨大突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技术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与此同时，美国教育进步速度开始放缓。教育已经普及，再要提高变得很难，教育进步逐渐开始落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这样一来，收入不平等差距又开始拉大，一点点退步到上世纪初的水平。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感知到戈尔丁的研究风格。她有很深的历史功底，擅长从长时间、大范围的视角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同时她又极为细腻，可以捕捉到劳动力市场变动中的深层机制。她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行为变动的认识。毕竟只有理解女性，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一半，才有可能理解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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